第一章基督宗教《圣经》的开始（下）《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

第一章 基督宗教《圣经》的开始（下）《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

作者：［美］巴特•埃尔曼

译者：黄恩邻

编者按：因为公众号并非专业研究《圣经》，所以，转载此文时删除了文中的相对专业的注释部分，如古代的识字率低的数据资料来源等。谨此说明。

基督宗教正典的形成

在众多的基督教作品中，有些著作最后不仅被视为值得阅读的书籍，对于基督徒的信仰和实践更具有绝对的权威。这些书籍成了经典。

基督宗教正典的开始

基督宗教《圣经》的正典化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此我不需详述每个细节。如同我曾经提过的，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基督宗教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正典，其创始者本身就是犹太教师，他把《妥拉》视为来自上帝、具有权威性的经书，并且将自己对《妥拉》的解释教导给他的门徒。最早的基督徒是追随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接受《希伯来圣经》（在当时还没有成为公认的“正典”）作为他们的经典。《新约》的作者（包括最早的保罗）在提到《圣经》时，指的就是《希伯来圣经》，亦即上帝给予其子民的众多经书之集大成，当中并预言弥赛亚（也就是耶稣）的来临。

然而，没过多久，基督宗教就开始接受其他著作，认为其重要性足以与犹太人的经卷并列。他们之所以承认这些著作，是基于耶稣教导的权威性，因此耶稣对经文的解释便与经文本身一样重要。

耶稣在传递他教导时的用语，也会强化这种认知。例如在“登山宝训”中的场景，就如同过去上帝颁布律法给摩西，耶稣也在山上颁布自己对这些律法的激进诠释，显示出他的解释跟摩西律法一样具有权威。像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里有一段“反论”：“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十诫中的一条）；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又例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十诫中的另一条）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耶稣对律法的解释，似乎就与律法本身具有相同的权威。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对经文的权威性解释会在实质上与律法抵触。例如耶稣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申命记》24章1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显然，如果离婚本身就不被允许，人们根本没办法以摩西的律法来为离婚背书。

不论如何，耶稣教导的公信力，很快就上升到跟摩西的教导（也就是《妥拉》）同一等级。在《新约》成书阶段较后期的《提摩太前书》中（据说是保罗所作，但学者普遍认为这是后来的追随者借用保罗的名义所写的），这一现象变得更为明显。在《提摩太前书》5章18节，作者敦促他的读者必须供养他们当中的传道人，并引用“经文”来支持他的说法。有趣的是，他引用了两节经文，其中一节来自《妥拉》，另一节则来自耶稣。由此可见，对于作者而言，耶稣所说的话就跟《妥拉》一样重要。

被这些二、三代基督徒视为与经文等同地位的，除了耶稣的教导，还有耶稣门徒的著作。我们的证据来自于《新约》成书中最后书写的《彼得后书》。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本书并非彼得所作，而是他追随者的托名作品。在《彼得后书》3章中，作者提到有假教师会扭曲保罗书信的意义，以此来为自己背书，“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这显示，保罗的书信同样也被视为经书了。

在《新约》成书的时期之后，某些基督徒的著作开始被当作教会生活和信仰的权威作品来引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第二世纪早期一封来自坡旅甲（前面提到的那位士每拿主教）的书信。由于教会中某位领导者卷入财务管理不善的纠纷（也许是盗用教会公款），腓立比教会希望坡旅甲能给予他们一些建议。坡旅甲致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一直留存至今，它之所以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原因之一，就是它大量引用了早期基督徒的著作。这封信只有短短十四章，坡旅甲从早期著作中引用的经文却超过一百节，以确立它在处理腓立比教会事务上的权威（相较之下，他从《希伯来圣经》引用的经文只有十二节）。在该封信中，他还称保罗的《以弗所书》为经书，更常见他直接引用或提及早期的著作，认为它们在教会群体中具有权威性的地位。

基督宗教仪式与正典的形成

在坡旅甲书信写作的年代之前，基督徒会在聚会崇拜时念诵《希伯来圣经》。例如《提摩太前书》的作者便要求他的收信者“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4章13节）。就如同我们在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书信上所见，信末提到，他们在聚会过程中也会念诵基督徒的书信。我们还知道在第二世纪中叶，大部分的基督宗教崇拜仪式中，也会公开诵读经书。还有在护教士游斯丁(Justin Martyr）这位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第一护教学》（I Apology）中，我们可以瞥见他家乡的罗马教会的聚会过程：

在礼拜天，所有居住在城市或乡下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只要时间允许，他们会诵读关于使徒的故事或先知的著作；在诵读结束之后，聚会的主持人会一个字一个字讲解，劝告大家效法上面的好榜样。

——《第一护教学》67

基督宗教文献在仪式中的使用（例如前面提到的“使徒的故事”，经常被认为是福音书），似乎提升了这些文献在基督徒心目中的地位，因为它们如同犹太的经典（“先知的著作”)，被视为是具有权威的。

马吉安与正典的形成

我们可从现有资料更深入探索基督宗教正典的形成过程。在第二世纪中叶与游斯丁同一个时期，罗马城中有另一位广为人知的基督徒哲学教师马吉安(Marcion),后来被判定为异端。马吉安在许多方面而言，都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从小亚细亚来到罗马之前，就在造船业赚了一大笔钱了。在抵达罗马之后，他捐献了大笔经费给罗马教会（也许部分是为了博得好感）。在他停留于罗马的五年间，马吉安花了许多时间向别人传授他所认为的基督宗教，并撰写了许多著作以详加解说。问题在于，影响力最大的并不是他所写的著作，而是他所编辑的著作。马吉安是目前我们所知，第一位真正编定经书“正典”的基督徒，这样的正典在马吉安看来，足以作为信仰的神圣文本。

为了理解建立正典的最初动机，我们必须多了解一些马吉安的独特教导。马吉安完全受到使徒保罗的生平和教导所吸引，他认为只有保罗才是早期教会中唯一的“真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等书信中教导人们，人们唯有通过对基督的信心而非通过犹太教所规定的行为，才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马吉安基于犹太律法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区别，得出了逻辑上的结论：律法和福音，有着绝对差异。这两者的差异太大，显然不可能来自同一位上帝。马吉安因此认为，耶稣与保罗所说的上帝，其实并不是《旧约》的那个上帝。他认为事实上有两个不同的上帝：一位是犹太人的上帝，他创造世界，呼召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并赐下严厉的律法；另一位是耶稣的上帝，他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拯救人们脱离犹太人上帝的熊熊复仇之火。

马吉安相信，我们对耶稣的理解来自于保罗的教导，因此他的正典自然会收纳他所知道的十封保罗书信（亦即目前《新约》中所有的保罗书信，但不包括《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另外，由于保罗曾经提过他自己的“福音”，马吉安也在他的正典目录中收录了一卷福音书，是《路加福音》的某种改编版。马吉安的正典总共收录了十一卷：只有一卷福音书和十封书信，没有任何《旧约》经卷。不仅如此，马吉安同时还相信，那些与他信仰有出入的错误信仰者，为了让经文符合他们的信仰，抄写这十一卷经卷的时候增删修改了不少地方，因而出现许多“错误”的观念，诸如把《旧约》的上帝当成耶稣的上帝。于是马吉安便在他的正典中“更正”了这十一卷经卷的内容，而把旧约的上帝、上帝创世或劝人遵守律法的部分都予以删除。

马吉安希望修改正典的内容，使正典更符合他的教导，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这种做法并非空前也非绝后。在他之前与之后，早期基督宗教文献的抄写者偶尔也会更改文本内容，俾使文本说出他们认为文本要说的东西。

马吉安之后的“正统”正典

许多学者相信，其他的基督徒正是为了反对马吉安，才开始对《新约》正典的成形投予较多关注。有趣的是，与马吉安同时期的游斯丁只是很模糊地提到“使徒的故事”，而没有提到究竟是哪些书卷（也许是福音书）得到教会接受，以及接受的原因。三十年后，另一位反对马吉安的基督教作者，则站在更权威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他便是高卢地区（今日法国）里昂的主教爱任纽（Irenaeus）。爱任纽曾经写下长达五卷的著作反驳马吉安、诺斯底等异端，他对于哪些经卷应当纳入福音书的正典，也有非常清楚的意见。

爱任纽的《驳异端》（Against Heresies）中有个段落常被引用。他提到，不仅是马吉安，其他的“异端”也误以为只有一本福音书（或是其他福音书）是圣经：认为犹太律法仍然有效的犹太人基督徒只使用《马太福音》；某些不承认耶稣是真正基督的团体则只接受《马可福音》；马吉安和他的追随者只接受某种版本的《路加福音》；而华伦泰派（Valentinians）的诺斯底主义者则只接受《约翰福音》。然而，在爱任纽看来，这些团体都错了，因为:

福音书的数目不可能更多也不可能更少。我们居住的世界有四个方位，风也来自四个方向。既然教会分散在世界各处，而福音书又是教会的柱石与根基……所以教会应该要有四根梁柱……

——《驳异端》3.11.7

换句话说，既然世界上有四个角落、四种风向、四根柱石，那么福音书也就必须要有四本。因此，在第二世纪末的时候，有的基督徒便坚持福音书不多不少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

关于正典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显然基督徒非常在意哪些书可以接受为权威性文本，好让他们能够（1）知晓在崇拜仪式中可以阅读哪些书籍，及与此相关的（2）知道哪些书籍可以信任，作为他们生活和行动的行为准则。至于哪些书最后可视为正典，决策过程并不是浑然天成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相关的争论细节非常冗长，有时甚至非常刺耳。今日许多基督徒也许会以为《新约》正典是在耶稣死后没多久的某一天突然出现的，然而这个答案与事实相差甚远。事实上，我们可以明确指出，今日《新约》中这二十七卷经卷，是在何时首度被视为《新约》正典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基督徒明列出二十七卷经书名单时，已经是第四世纪后半叶，几乎是《新约》经卷成书之后三百年了。这位作家是亚他那修(Athanasius),亚历山大城一位非常有权势的主教。公元367年，在他致埃及地区(隶属他的管区)教会的年度教牧信函中，对于哪些经卷可以在教会中当成经典来阅读，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列举了二十七卷经卷，然后把其他的排除在外。这是至今存留的最早记录，我们现今所知的《新约》经卷此时获得首度认可。然而这件事即使是在亚他那修手中，也没有真正定案。争论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我们的《新约》经卷一直都没有捜集起来成为一部正典，或被公认为圣经。一直到数百年之后，《圣经》才首度现身。

基督教作品的读者

在上一节，我们主要是探讨经典的正典化。如同先前所述，尽管在最初几个世纪就有基督徒书写下并阅读了各类书籍, 这些书籍并不因此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约》。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福音书、使徒事迹、书信和天启作品，甚至还有关于逼迫与殉道的记载、信仰的护教作品、教会章程、驳斥异端的著作、劝勉与指导的书信，以及对经卷的阐释。这些不同的文学作品界定了基督宗教的范围，并塑造出之后基督宗教的样貌。在我们现阶段的讨论中，这个基本问题非常重要：究竟是谁在阅读这些作品？

在现代人看来，这是个古怪的问题。如果作者是要写给基督徒看的，那么读者自然就是基督徒了。然而，如果是在古代，这问题就特别尖锐了，因为在古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不识字。

在现今的西方世界，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阅读。我们阅读报纸、杂志以及各式各样的书籍，不论是传记、小说、工具书、自助书籍，食物的、宗教的、哲学的，或是历史与回忆录等。然而，古代人的阅读情况，并没有我们今日使用书写语言那般便利。

从我们对识字率的研究知道，目前普遍的识字教育，其实是现代现象，是伴随工业革命才出现的产物。只有在国家认为，人民的识字能力有助于国家的经济收益时，他们才愿意投注大量资源（特别是时间、金钱以及人力资源），俾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基础的识字教育。在非工业化的社会中，这些资源就得用在其他对生活更迫切的事情上，而识字能力对于社会经济或幸福生活而言,并没有多大帮助。因此，在现代之前，大部分社会中能够阅读和书写的人都只占少数。

这种识字率不普及的情况，甚至发生在几个我们所熟悉且以阅读和书写文化见长的古代社会，例如基督宗教早期的罗马，甚至古典时期的希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里斯（William Hams）指出，即使是在最重要学术中心的最鼎盛时代（例如公元前5世纪处于高峰期的古典雅典），其识字率也不过10%—15%而已。换句话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仍然有85%—90%的人不懂得阅读和书写。在1世纪, 整个罗马帝国境内的识字率可能更低于这个比例。

此外，要定义何谓阅读和书写，本身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许多人能够阅读，但却不知如何下笔书写。那么，阅读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看得懂漫画却看不懂社论，他识字吗？如果有人会签名却没办法抄写一整页的文字，他算会书写吗？

当我们回顾古代世界，问题会更为显著。对于古典时代的人们而言，要定义何谓识字就更加困难了。2世纪的埃及就有个著名的例子。在整个古代，由于大部分的人都不懂得如何书写，所以当人们有需要，便会雇请当地懂得书写和阅读的“书吏”，从事税收领据、法律合约、许可证、个人信件等书写工作。在埃及地区，有些地方官员的职责便是监管政府部门中的书写相关工作。这些地方(或村落)的书写工作通常是无法取得的。就如同许多“政府”的工作一样，任职者必须自行花钱求官。然而这些书写的官职，虽然需要自己掏腰包，但工作最后都落入有钱人家手里，并在社会上形成一个阶层。

我们用一个例子说明要定义识字能力究竟有多困难。主角是一位来自上埃及地区卡拉尼斯(Karams)村的埃及书吏佩陶斯(Petaus), 他通常会被派往托勒密•荷牧(Ptolemais Hormou)这个村庄，负责监管财务和农务工作。公元184年，佩陶斯必须处理人们对另一个书吏的抱怨，那是托勒密•荷牧当地的书吏伊斯克里翁(Ischynon)。伊斯克里翁被派往另一个地方担任文书的工作，然而他负责的那个村庄却抱怨这个人根本不适任，因为他“不识字”。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佩陶斯认为伊斯克里翁并非完全不识字，因为他的确曾在政府文件上签名。换句话说，对佩陶斯而言，一个人只要有能力签名，他就是识字的。

佩陶斯本人实际上也没多好。在一张他用来练习签名的蒲草纸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希腊文写了十二次“我，佩陶斯，村庄书吏，在此签名”。诡异的是，前四次他都写对了，但是第五次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个字漏掉了第一个字母，之后的七次，他都漏掉了同一个字母。这显示，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他只是复制前一行的东西而已。他显然连自己写出来的文字都不会阅读，而他还是政府的书吏呢。

如果我们把佩陶斯这样的人视为是“识字”的，那么古代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能够阅读文本，并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呢？我们虽然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数据，不过显然识字的比例不会太高。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时基督宗教社群中，识字率只会比一般社会上的比例来得低，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自于社会中未受教育的较低阶层，特别是在基督宗教早期。当然，使徒保罗和其他《新约》作者等善于书写的人是例外，大部分基督徒仍是不识字的。

就连最早的基督徒（亦即耶稣的门徒）也是如此。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发现耶稣的门徒大多只是加利利的平民（例如未受教育的渔夫）。其中，彼得与约翰在《使徒行传》中还被明确记载为“没有学问的”（《使徒行传》4章13节）。使徒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哥林多前书》1章27节），这表示受过教育的只是少数，并非大多数人。到了 2世纪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善。如同我所指出的，虽然有一些知识分子改信基督宗教，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仍来自社会底层，没有受过教育。

许多相关证据也都支持同样看法。最有趣的是2世纪末一位反对基督宗教的异教徒克尔苏斯（Celsus）。克尔苏斯在他的著作《真话》（The T河Word）中提出几个论点攻击基督宗教，并认为这是愚；而危险的宗教，应当立刻除掉。可惜我们没有《真话》一书，我们有的只是著名基督宗教教父俄利根（Origen）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该书的引用。俄利根生于克尔苏斯之后七十年，受人之托写书回应克尔苏斯的控告。他的著作《驳克尔苏斯》(Against Celsus）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最主要的资讯来源，我们因此得以了解克尔苏斯这位饱学之士如何在他的书中批判基督徒.俄利根的著作有个最大特色，就是他在提出自己的驳斥之前，会几乎逐字不漏地引用克尔苏斯的著作，使我们得以准确重建克尔苏斯的意见。其中，克尔苏斯批评基督徒为无知的中下阶层人士，更令人讶异的是，俄利根并不否认这项事实。克尔苏斯对基督徒的批评如下：

（这些基督徒的）教导大致如下：“不要让任何受过教育的、聪明的、理智的人靠近。因为这些才能对我们而言是邪恶的。但是那些无知的、愚蠢的、未受教育的人，或是小孩，让他们尽量过来吧。”

——《驳克尔苏斯》3.44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市街上展示他们的神秘知识并四处乞讨的人，不会走进有知识的人中间，也不敢在这些有知识的人面前展现他们的高尚信仰。只有当他们看见年轻男孩、奴隶或蠢蛋时，才会抛头露面，出来炫耀一番。

——《驳克尔苏斯》3.50

同样地，在私下场合，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羊毛匠、鞋匠、洗衣匠以及不识字的乡巴佬，在他们的长者或有知识的主子面前，吭都不敢吭一声。然而，一旦他们在私底下与小孩子或笨女人在一起时，就会在那边大发谬论，说些什么他们可以不用理会父亲或师傅的话……他们说那些教导全是胡说八道、毫无见识……然而，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应该离开他们的父亲和师傅，去与女人和小孩为伴，一起制衣、制鞋、洗衣，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最好的学习。这些人便是如此告诫他们的。

——《驳克尔苏斯》3.56

俄利根回复道，真正的基督宗教信仰者事实上是明智的（事实上，有些真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是他们的明智在于他们尊敬上帝，而非世上的事物。换句话说，他并不否认在基督宗教的群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底层未受教育的阶级。

古代基督宗教中的公开朗读

于是，早期基督宗教便出现这个吊诡的现象。基督宗教是经书的宗教，拥有各种书写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信仰每个层面也都极为重要。然而，大部分的信众却无法阅读这些著作。我们要如何理解这样的矛盾呢？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想前面所提示的，整个现象就不会那么奇怪了：在整个古代，各个团体中一般都会有识字的人来服务不识字的人。因此在古代，“读”一本书通常不是为自己阅读，而是大声朗读出来给其他人听。只要有人将某书的内容读给你听，你就可以宣称自己读过了该本书。既然书本对于早期基督宗教的发展而言如此重要，我们可以确定，这些书籍几乎都是在某些社交场合（例如聚会崇拜时）被大声朗诵出来的。

我们可以回忆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中，提醒读者要“把这信件念给众弟兄听”（《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7节）。这很显然便是要求在团体中把他的信件大声朗诵出来。《歌罗西书》的作者也提到：“你们念了这些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歌罗西书》4章16节）。如果我们回想殉道者游斯丁的第一手报道：“在礼拜天，所有居住在城市或乡下的人都聚集在一处，只要时间允许，他们会诵读使徒的故事或先知的著作。”（《第一护教学》67）同样的情节也可以在其他早期基督宗教著作中看到。例如在《启示录》中：“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启示录》I章3节）很显然指的就是公开朗读书信。在3世纪中叶知名度较低的《革利免贰书》（2 Clement），作者提到自己的劝勉时指出：“我要读这劝勉的话给你们听，你们要遵守那些书写下来的经文，这样你们才能拯救自己和你们的读经者。”（《革利免贰书》19章1节）

简而言之，对早期基督宗教而言，至关重要的书籍是要让人朗读出来的，因此那些不识字的人才能听到、理解甚至研究书中的内容。尽管事实上早期基督宗教的成员中绝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但他仍然是一个高度文字化的宗教。

在这里，我们应该讨论一个关键议题。如果书籍对于早期基督宗教而言是如此重要，如果它们会在地中海一带的基督宗教社群中流传诵读，那么，这些团体究竟是如何拿到这些书的？这些书是如何流传的？那时不像今天可以用电脑或电子产品（甚至是可移动式的工具）进行书籍的岀版与复制。如果这些信仰团体能获得各种流通的基督宗教书籍，他们究竟是如何拿到这些抄本的？是谁抄写的？对于我们探讨的议题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或者他们）究竟如何知道手上的抄本是正确的，而没有在复制的过程中被更动呢？

这是4世纪梵蒂冈抄本上的书页，在第一栏和第二栏之间有个注记，是中世纪一位抄写者对于前一位抄写者擅自更动文字所下的恶评：“愚蠢、骗徒，别乱更动旧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