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隐士：瓦尔登湖畔：亨利·梭罗《隐士：透视孤独》

原样复原修建的梭罗的小屋

基督教隐士：瓦尔登湖畔：亨利·梭罗《隐士：透视孤独》

伟大的灵魂的最大特征就是独立和个性化。

我住在森林里的这段时间，比我有生以来其他时期的访客都多。

1845年，在美国所有的西部和北部州份，工业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蒸汽轮船在行驶，铁路越过了大草原，电报线路不断延伸，人们愈来愈有钱。进步与富裕体现在四方八面。人类对自己信心满满。

这一年的3月，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离开了他城镇里的家，借了一把斧头，砍了一些松树，在新英格兰一个湖的湖畔，盖了一间小屋。他决定要远离社会，进行一次生活实验，尝试过一过隐土的生活。这个人就是亨利·大卫·梭罗。事后，他写了一本记录这一段生活经验的书，书名是《瓦尔登湖》（Valden）。此书出版后的反应冷淡。在他的有生之年，人们都把他视为一个我行我素的怪胎，一个“北方的第欧根尼”（Yankee Diogenes），认为他的主张，只有少数的反社会分子会感兴趣。不过如今，梭罗却被许多人奉为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梭罗的影响力遍及不同阶层的人。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据说，唯一让身无分文的人读了而不会觉得自己被羞辱的书，就是梭罗的作品。诗人叶芝的名诗《岛湖因尼斯弗里》（The Lake Isle of Innis free）是在梭罗的激发下写成的。美国拳击手滕尼（Gene Tunney）在为其最后一次世界重量级拳王卫冕战接受训练期间，以梭罗的作品作为精神食粮。他说：“梭罗的精神会把它的智慧光芒分受给遇到他的人或大自然。”终其拳击的生涯，滕尼未尝一败。

英国工党建立早期的费边社（Fabians）成员，把梭罗的作品视为必读之作。甘地指出，他当初会为南非的民权而奋斗，就是受到梭罗作品的激发，就是受到梭罗的感召，他还向所有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同志推荐梭罗的作品。托尔斯泰经常在他的通信中提及梭罗，而在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感谢函中，他把梭罗列为他要感谢的其中一个美国作家。林语堂在他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指出，所有的美国作家之中，梭罗是最富中国色彩的一个，又说：“如果我把梭罗文章的很多段落译成中文，说是一个中国诗人所写，一定不会有人起疑。”梭罗在其隐士生活实验中所发现的道路，跟道家的“道”，所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自过世以后，梭罗一直被各种另类思潮引为导师：他就资本主义对人性戕害所作的分析，屡屡受到马克斯主义者的征引：他对素食的主张，深为素食主义者所津津乐道：天体主义者则赞扬他“勇于去挑战道德的符码”，这种符码要求他把身体隐藏在别人的目光外、隐藏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甚至隐藏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就连男同性恋者也把他奉为理论先驱。另一方面，每年7月4日，美国之音电台都会选读梭罗作品的片段，以庆祝美国的国庆。

梭罗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考德（Concord）。当时，在康考德的北方有一片人烟稀少的树林，那里的河狸虽然已经绝迹，但麝鼠和鼬还看得见。梭罗和他哥哥（约翰·梭罗）常常会跑到树林去打猎和采摘坚果与浆果。如果把梭罗日后对大自然的钟情归因于这些儿时的经验，当不为过。儿时的记忆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之所以在成年流连，似乎不过是为了追忆童年的梦想，这些梦想，早在我们学会语言之前就已忘光了。”

在康考德念毕中学以后，梭罗以16岁之龄入读哈佛大学（16岁上大学在当时并不是太少见的事）。他念的是拉丁和希腊的经典，以及英语诗歌。他在班上的成绩从未超过中等，这部分是因为他喜欢根据自己的兴趣阅读，对课业并没有投以太多的关注所致。1837年毕业后，他在母校康考德中学找到一个教职。但才两周以后，他就因为跟校方对体罚学生的问题意见相左而辞职。之后，他跟哥哥约翰办了一家私人小学。在他的学校里，是没有鞭子这东西的，老师常常会带学生在野外散步。这学校的经营状况很好，不过后来却因为约翰的健康恶化，梭罗独力难撑，不得不关闭。

l841年，棱罗搬进了诗人兼散文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住处，为他照顾花园和木柴堆。他接受这个工作，不是出于想证明自己是个能够干粗活的人，而是出于对爱默生的景仰和对其理念的认同。据梭罗的一些朋友回忆，他对爱默生这位“康考德圣人”和他的哲学是如此之崇拜，以致于在不知不觉中模仿起爱默生的衣着举止甚至说话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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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与超验主义者

物质跨骑在鞍上

驱策着人类

这两句诗，是爱默生眼见具有侵略性的物质主义横扫美国时所发出的一个警告。作为一个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爱默生并没有被工业革命的光芒照得睁不开眼睛。他曾经是基督教神体一位论派（Unitarian）的牧师，但当他发现自己讲道的内容跟基督教的正统观点渐行渐远，最后远得甚至连新英格兰的前卫教会都无法接受时，他就辞去了圣职。他的宗教，就像他的哲学一样，是直观性的，脱胎自柯勒律治的文章、斯韦登伯格（Swedenborg）的神秘主义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自然诗。爱默生的宗教和哲学主张，后来被人称为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

在17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洛克在他的著作《人类理智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主张，新生儿的心灵有如一张白纸，是完全无知无识的。而我们的所有知识，都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所得来的。从这样的前提，洛克得到的推论是，唯一有效的知识就是可以为我们的感官所验证的知识。这个经验主义的假设，造就了当时伟大的科学进步，并成为18世纪理性主义的中心原则。

不过，洛克所首先揭橥的经验主义，后来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的挑战。他们主张，人与生俱来就拥有一整组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是超越于感官经验之外的——这就是超验主义这个名称的由来。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小孩先天就具有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不过，他的这种道德意识后来却会被他从外在世界所得来的印象观念搞混，因此，一个好公民的责任就是回归孩子般的单纯，倾听上帝在他内心的呼声。

这些观念通过柯勒律治的宣扬——特别是他的《对反省的协助》（Aids to Reflection）一文——而在1825年进入了英国，又在1830年代传到新英格兰。一群哈佛的校友接受了这种主张，并决定定期聚会，把它椎广开来。很自然，聚会的地点被选定在康考德最有热忱的人爱默生的家里。这群人，后来被人冠以“超验主义者”的称号，而梭罗加入“超验主义者”的行列，则是在1837年。

那年头，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实验时期，各种乌托邦式公社纷纷出现，其中一个是位于麻省西罗克斯伯里（West Roxbury）附近的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那是一个超验主义者的务农共同体，其宗旨是“在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形成一个比现在更大与更自然的结合；在于尽最大的可能，让思想家与工人这两种身份，可以结合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农场里的所有工作，由成员共同分担，其成果也由全体成员共同分享。1841年，也就是梭罗搬到爱默生家的同一年，小说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加入了布鲁克农场，但没多久以后，他就发现这种共同体式的生活不对他的味，于是偕同未婚妻搬到康考德去。在康考德，他成为了梭罗的朋友及支持者。

奇怪的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实验虽然都是受爱默生的邀发而产生的，但他却刻意跟它们保持距离。对于布鲁克农场，他的形容是：那是“一场无止境的痛苦；一场小型的法园大革命；一个面饼锅里的理性时代”。他也尝试了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但却发现田里的粗活会让他书房里的工作变得糟糕，所以得出一个结论：“作家不适宜去挖土。”

另外，虽然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学派也是在爱默生的激发下而产生的，但他却否认自己是这个学派的一员。这是因为，他拒绝把自己跟任何一种形式化和一贯化的哲学画上等号。他认为，主张上的前后一贯，只是思想浅狭的一种表征。一个人不应该因为担心明日会改变主义而怯于表达他今日相信为真的主张。“愚蠢的一贯性只是浅狭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用来装饰他们浅狭心灵的淘气小妖精。你要求一个伟大的灵魂保持前后一贯，他就会无事可为。”

伟大的灵魂的最大特征就是独立和个性化。“任何可以被称为人的人，都是非墨守成规者。”“坚持做你自己，不要模仿。”在爱默生看来，打开美好生话的钥匙是“自我依靠”（self-reliance）。圣灵都是自我依靠的，而作为圣灵的肉体化身，人也只有在分享了“自我依靠”这种属性以后，才会成其为善的。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自我依靠，那社会将可望重生。而事实上，也只有透过每一个个人内在的改造，社会才有重生的可能。“随着智者的出现，国家就会消亡；随着个性的出现，国家会变得非必要。”

爱默生的洞察都是来自灵光乍现。他拒绝用论证去支持自己的主张。他这样说过：“我不晓得在跟思想有关的事情上，论证的意义何在。”他的哲学是印象主义式的、直观主义式的，传达的是一种没有逻辑论证作为后盾的强烈个人观照。当他被问及他是怎样得知他的主张为真时，他回答说：“当我们看到它不为假的时候，就知道它是真的。这种知晓，就像我们知觉自己醒着一样显然。”

跟爱默生见过面的人，都无不被他魔咒般的魅力所折服。他的态度诚恳，见解高超，每当抒发己见时，脸上都会绽放出自信的光芒。梭罗被迷住了，成为了他的一个至交。1843年，梭罗搬到了斯塔藤岛（Staten Island），去当爱默生哥哥威廉·爱默生小孩的家教。这期间，他试着靠当作家维生的可能性。他认识了《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创立人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后者的帮助下，梭罗有几篇文章被报刊刊登了出来。但事实证明，他根本无法靠写作来糊口，于是退隐之念油然而生。1845年，他搬到瓦尔登湖，开始过起隐士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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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

梭罗为什么会想到跑去过隐士般的生活，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猜测。驱使他这样做最明显的一个理由，就是他原创性作家的身份一直没有获得肯定，他失望之余，愤然脱离社会。有些人则认为，与其说他的目的是想远离人群，倒不如说是为了亲近大自然和过一种独立自足的生活。至于他本人的解释则是：“我到森林去，因为我希望过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只去面对生活的必要部分，看我是否可以学取它所教导的，而不致于在我死的时候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活过。”

梭罗受自己阅读的和爱默生引介的浪漫主义诗人诗歌的激发，很早就有通过孤独生活去领受大自然的信息的念头。在一则1841年3月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一天里面能有好几段时间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完全忠实地面对自己，真是一大释放。”同年的12月，他又这样写道：“我很想马上搬到湖畔，好让传入我耳朵的声音，只有风吹芦苇的沙沙声。如果我能够把自己搁到后面去，就是生活上的一大成功。但我的朋友却问我，我搬到那里以后，打算做些什么工作。难道观察四时的转换，不就是一件够严肃的工作吗？”

不过，要等到3年又3个月之后，梭罗才得以实现心愿，搬到了瓦尔登湖湖畔。瓦尔登湖是个大约0.75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小湖，距离康考德以南两英里远。在它的岸边，有一片属于爱默生的土地。梭罗征得爱默生的允许，在这片土地上盖了一间小屋，住了下来。他并不清楚自已会逗留多久。他把隐居在湖边视为是对自己所主张的经济哲学的一个实验。这种经济哲学，可说是古代隐士思想在19世纪的一种扩充和表达。梭罗把人生的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维持生活所必须要从事的劳动，一种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活动。前者是枯燥乏味的，而后者则是有价值的。因此，美好生活的原则，应该就是尽可能把“自由时间”扩充到最大，把从事枯燥劳动的时间减少到最少。事实上，梭罗宣称，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圣经》“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教海给颠倒过来。

他认为，最富有的人并不是拥有最多物质财富的人，而是拥有最多自由时间的人。梭罗看出了现代生活的奢侈和舒适，已经成为了人的负担，因为为了支付这种生活的花费，人们必须拼命工作。梭罗想出来的解决办法——一个可远溯至苏格拉底的方法——是试着看看有多少东西是可以从生活中除去的。有些东西固然是我们非有不可的，不过，自己去生产这些东西，显然比去购买它们更经济。

1845年3月下旬的某一天，梭罗用借来的斧头，砍下一些松树，把它们切割成木材。这些木材被他“砍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墙筋只削两面，椽木和地板木则只削一面，让它们既可以像锯过的木材一样直，又更为坚实。”3星期后，他把整个屋架给做了出来。他用了4.25美元从一个邻居那里买来一间小木屋，把上面的木板拆下来，摊在太阳下“晒白，晒弯回去”，用作自己房子的建材。之后，他又挖了一个6英尺见方、7英尺深的地窖，“在那里，即使再寒冷的冬天，马铃薯都不会冻结。”

5月初，梭罗按照美国拓荒者的传统，找来一些邻居，帮他把屋架竖起来和铺上屋顶。梭罗并不认为这样做违背了自己追求独立自足的原则：“在几个相熟的邻居的帮忙下，我把屋架竖了起来；我请他们帮忙，与其说是出于必要，不如说是为了借此增进邻居情谊。”屋子宽10英尺，长15英尺。全部的造价是28.125美元。根据这一点，梭罗指出：“我发现，一个学生如果想有一个可住一辈子的遮蔽处，他用一年的房租钱就足够自己盖一间。”

但靠自己力量盖一栋房子的好处却绝不是只有省钱：

人盖自己的房子和鸟搭自己的巢，有些类似的合宜性。如果人自己亲手去盖自己的住处，亲手单纯而又诚实地供应自己和家人食物，谁又知道诗的机能不会普遍发达起来，像鸟类的歌唱一样呢？…我不管到哪里，都没有碰到一个肯从事像盖自己的房子那么单纯而自然的工作的人。

梭罗选择了最能象征独立自足精神的一天——1845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搬入新居。他用一辆干草马车把家具用品运到他的小屋。他的家具包括一张藤床、一张书桌、一组有3把椅子的桌椅组、一面直径3英寸的镜子和一把火钳。他的食具包括3个大浅盘、两副刀叉、一支汤匙和两个大罐（一个用来装油，一个用来装糖蜜）。他的炊具包括一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和一个烧水壶。他小心翼翼，尽可能不让自己的家当超出上述的内容之外。有人要送他一张踏垫，但他却以屋里没有多余的空间放它和没有空闲去拍它抖它为由而加以谢绝：“我婉拒了，宁可在屋前的草地上蹭鞋底。从一开始就把邪恶拒诸门外是最明智的。”

为了把饮食的开支降到最低，他辟种了一个菜园，里面最引人注目的作物就是一列又一列的豆子，它们加起来有7英里那么长。由于梭罗自承“就豆子而言，我是个毕达哥拉斯派。①”所以，他会种豆子，纯粹是为了贯彻他的经济理想。不过，他却把种豆子的时间归类为“自由时间”，因为他发现他爱上了这种活动，而且锄土也“使我跟土地发生联系，让我变得像安泰俄斯（Antaeus）②一样有力量”。在锄土的过程中，他不但感到灵感勃发，而且常常神游于古人和今人之间：

当我用锄头挖掘泥土时，翻起了年代不详的民族的骨灰，他们在原始的年代曾经住在这同一苍天之下，他们小小的战争与狩猎工具今日重见阳光。它们跟其他的自然石块杂然相混，有些带着被印第安人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太阳烤炙过；另外还有一些由比较近期的耕种者所带来的陶器与玻璃器碎片。

注① 毕达哥拉斯：古代哲学家，禁止门徒吃豆子。

注② 安泰俄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地母的儿子，只要接触到土地，就可以获得源源不绝的力量。——中译者注

挖土耕作除了让梭罗的精神和想象力受益以外，也为他带来实质的收益。据他统计，一年下来，种豆让他获得了8.71美元的净利。

当然，住在湖边的他，并不是一切方面都能自给自足的，所以这段时间，他三不五时都会打打零工（当临时的园丁、篱笆匠、泥瓦匠和土地测量员等），赚一点点现金。但他不认为这些工作能带给他什么增益。在写给格利里的一封信中，他表示：“基于信念与经验，我深信，我们只要过得单纯而明智，则在这个地球上维持自己的生存，不是件艰辛的事，而是消遣……一个人要赚取生活，并不一定非得汗流满面不可——除非他是个比我易流汗的人。”

梭罗牧歌式的生活一度被一个突发事件短暂地中断：他坐了一个晚上的牢。这是他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有一天，当梭罗到康考德取回一双他交给鞋匠修补的鞋子时，在街上凑巧碰到康考德的警长兼税务官山姆·斯台普。梭罗向他打招呼。两人经过短暂而愉快的交谈后，斯台普提醒梭罗，他的人头税逾期未缴。“如果你手头不方便的话，亨利，”斯台普说，“我可以帮你先垫。”

梭罗当时虽然拮据，但那并不是他没缴人头税的原因。超验主义者一向鼓吹，在缴税这一类的事情上，个人应该有他的主体性，而梭罗则完全不认为自己应该缴税去支持一个他并不苟同的政府。他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但联邦政府却支持奴隶制度：再者，墨西哥战争已经爆发，而美国千方百计刺激墨西哥开战，目的不外是可以从它那里攫取更多可以推广奴隶制度的土地。他告诉警长，他不缴税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亨利，如果你不交税的话，我就得把你关起来。”不过，梭罗却看出这是个宣传自己理念的好机会，所以回答说：“现在以至任何时间我都不会缴这个税的，山姆。”于是他被送进了监狱。

第二天，让梭罗感到困扰的是，有人帮他缴了税（很可能是他姑妈出的钱）。斯台普警长带着尊敬的态度——他对超验主义者的理念有若干程度的同情——打开狱门，请梭罗离开。但梭罗却拒绝离开，他认为，自己既然没有缴税，自是有权利继续留在牢里。但警长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如果他不走的话，就会把他给扔出去。于是，梭罗只好离开。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碰过的唯一拦路强盗就是国家。当我拒绝缴税的时候，它就逼我接受那我不想要的保护。这跟抢劫有什么两样？我只不过是向它申明当初它宣称要赋予我的自由，它却监禁我。我爱人类，却痛恨他们的祖辈设立的制度。”

他回到瓦尔登湖之后，一直住到1847年的9月6日。他稍后说：“我搬到瓦尔登湖去，是因为我准备好了：我离开那里，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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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考德的生活

在瓦尔登湖畔度过了一段孤独的生活以后，梭罗仿效“隐而复现”的隐士传统，重新搬回康考德，帮助家里经营铅笔制造的生意。康考德的镇民都很好奇，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受尊敬的公民，会宁愿坐牢也不愿意缴税款。为此，梭罗于1848年1月26日，在康考德讲堂发表了一篇演说，解释他的行为动机。这个演说，构成了后来那篇著名的雄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Civil Disobedience）的基础。梭罗在此文中指出，所有人类行为的最终仲裁者，是个人的良知，它的权威，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一个公民，不管他有多忠于国家，都应该服从自己的良知而非国家的法律。

不公正的法律存在着。我们是应该遵守它呢，还是应该等它修改妥善再来遵守？还是立刻违反它们？在目前这样的政府之下，人们一般都认为应当先说服大多数人去修改它，而改变之前要等待。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反抗，则反抗的后果可能比那恶还要糟。但它之所以真的更糟，则是政府之过。是政府把它弄得更糟的。

他预期得到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驳：在民主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怕“多数”只比“少数”多出一个人。对这个反驳，梭罗的回应是：“即便只是一个人，只要比他的邻人更公正，他自身即已成其为一个‘多数”。”公民的最基本义务是守法，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去瘫痪一个不义的政府的运作：“‘少数'在屈从于‘多数'的时候，它是无力的，甚至连被称为‘少数'的资格都够不上；但当它用全副力量抗争时，它就是锐不可当的。”在他看来，当时的美国，只是从绝对专制迈向个人完全自由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因此谈不上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他期盼着美国在未来会是一个能够以公正对待每一个公民的国家：

除非国家能够承认个人是独立于它的，比它拥有更高的权力，承认它的权力与权威都是来自个人，并因此以相应的态度对待他们，否则，这个国家永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与开明。

梭罗意识到，如果他可以唤起大众的意识，引起够多的人起而效仿，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不义的法律，那政府机器——法庭和监狱——就会因为人满为患而被瘫痪。虽然因为姑妈的缘故，让梭罗错失了证明他的洞见的机会，但后来的甘地和路德·金博士都证明了，梭罗所标榜的非暴力反抗，是可行和有效的。

有些人认为，梭罗虽然是个好斗而自恋的理论家，但却非常懂得保护自己，否则他不会用坐一晚的牢这么“安全”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然而，梭罗在废奴运动上的表现，却可以彻底证明这种观点是错的。1857年，一个名叫约瀚·布朗的废奴激进分子来到康考德，寻求支援，在梭罗家里吃了一顿饭。两年后，也就是1859年的10月，布朗再次来到康考德，为废奴运动筹募基金，之后，他就组织了一支18人的武力，攻占了位于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的一座联邦军火库，企图武装黑奴。两天后，军火库被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Lee）率领的一支部队重新收复。

布朗投降了。他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并以叛国的罪名被起诉。报纸攻击他是一个危险而疯狂的偏激分子。

这段时间，梭罗先后在康考德、波士顿和伍斯特（Worcester）发表演讲，强力为布朗辩护。他这样做，是要冒上相当程度的风险的，因为当时社会大众普遍都对布朗相当不谅解，梭罗挺身为他辩护，有可能会把人们对布朗的敌意，折射到梭罗和他家人身上。布朗后来被吊死了。

1859年，在父亲逝世后，梭罗继承了铅笔制造的生意，并把它扩大为一家供应印刷用的石墨颜料的商店。不过，他的健康却在衰损之中，接下来两年，他一点一滴地被肺结核掏空。1862年初，也就是《瓦尔登湖》面世的8年后，这本书终于变得洛阳纸贵，而梭罗一直以来所受到的责难，也至此一扫而空。不过，当时南北战争已经爆发，梭罗为此深感沮丧。当一个来访的朋友问他，他对接下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预见时，他回答说：“一个人一生只能看到一个世界。”又有一个朋友问他，是否已经与上帝言归于好，他的回答是：“我不晓得我们曾经吵过架。”他在1862年5月6日逝世。

爱默生在一篇情深意切的悼文里说：“他的灵魂是为最高贵的社会打造的：他以短短的一生，穷尽了世界的所有才能：只有在一个有知识、有德行和有美的世界里，他会找到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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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

梭罗是个灵感泉涌的人，但却不是个愿意花时间去剪裁文字的人。在他看来，一切从他灵洞的直观里涌现出来的想法，都值得全部记录下来。这有时难免会让读者跟不上他的思路。另一方面，他笔下的名言警句之多，又足以让他媲美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③。作为一个观念的传播者，他最基本的立场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注③17世纪法国作家，曾把自己在沙龙谈天时所说过的名言警句记录下来、修改扩充，集成《箴言录》一书。——中译者注

年长并不是让一个人够资格当年轻人的导师的条件，因为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失去的，胜过随年龄的增加而得到的。我们几乎会怀疑，那最聪明的人究竟有没有因为生活而学到任何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老人并没有什么忠告可以给年轻人的，因为他们自己的经验是那么片面，而他们的生活，又由于私人的原因，是如此可怜地失败……而他们现在只是比以前更不年轻而已。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活了30年，而我还没有听到年长人一句有价值的、甚至衷心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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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的邻人称之为好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我打灵魂深处认为是坏的，而如果我有懊悔过任何事情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懊悔我的“好”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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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东西比腐烂了的善更难闻……如果我确定某人抱着要对我行善的意图到我屋里来，我必然会拔腿逃命。

梭罗的经济理论鼓吹人应该割舍尽可能多的物质，去换取尽可能多的空闲。不过，他也意识到，寡欲清贫除了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以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大部分的奢侈品，还有许多所谓的生活上的享受，不仅不是不可少的，而且是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了人的提升。就奢侈与享受方面而言，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一些人总是过着相当单纯甚至贫穷的生活。古代的哲学家，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和希腊的，都是一些外在的财富至贫，而内在的财富至富的……现在的人类改革者和嘉惠者，他们的生活也是一样。除了从我们称之为自愿的贫穷这个优越的地位对人生作观察以外，不可能有不偏倚的或智慧的观察。

现代人生活最大的单一花费就是维持一个家居。长久以来，人们都认定这是为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让我们生活得比我们的野蛮人祖先舒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俄罗斯的灵性导师虽然质疑过，在灵性的领域人有任何进步退步可言；但他们却承认，在物质条件的领域，人是处于进步之中的。然而，梭罗却独排众议，用一个经济学上的论证，去置疑人在物质生活的领域有任何进步可言：

倘若文明真可以为人类的生活带来改善——其实，虽然只有精明的人改善了他们的环境，我还是认为文明是一种改善——那么，它的改善应该这样显示出来才对：人类建造了好的住处，却没有让它们更昂贵：我认为一种东西的代价，是你用多少生活去换取之意——不论是立即的，还是长久算起来的。附近的一般房屋或许在800元左右，一个劳动者想要存这么多钱，需要花他10年至15年的生命，这还不考虑他有没有家累：这是以每个人一天的劳动所得为1元计算，因为某个人得的多了，另一个人得的就势必减少。因此，一般来说，他必须花费他半生以上时间，才能赚取到“他的”棚屋。如果用租的呢？那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猜野蛮人会愿意用他的棚屋去换取一栋王宫吗？

至于对社会交换中的其他消费项目（如昂贵的衣着），梭罗也有着一个旁观者的冷静清醒：

让那些有事可做的人回忆一下：衣服的目的是，第一，保持身体温暖，第二，在现行的社会状态下，遮盖自然之身。经过这么一想，那有工作要做的人就可判断一下，衣橱里不添新装，可以让人完成多少必需而又重要的事！国王与王后，尽管衣服都是裁缝为他们夫妇订制的，每套衣服却只穿一次，以致于永远不知道合身的衣服是多么的舒服。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架子罢了。每一天，我们的衣服都会跟我们相近一些，每一天，都会受穿着者的性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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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对那需要人穿新衣服而不是需要新的穿衣服者的事业，要当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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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

正如我们在前文介绍过的隐士一样，梭罗之所以寻求孤独，不是因为他讨厌人群，而是他渴望有一个不会分心的环境，好让自己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他不是一个缺乏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的人：他跟家人极为融洽，而他跟哥哥约翰的感情是如此的好，以致于约翰因为破伤风而病逝以后，梭罗竟然一度出现过类似的病症。他写过一篇论友谊的文章，而这一点，有可能是为了效法爱默生。爱默生的《论友谊》是带有一点实用性的味道的（“我们必须先能拥有自己，才能被对方拥有。”“灵魂让朋友环绕在他四周，以便他可以进入谈话或社交。”），相较之下，梭罗的文章则诗意得多：“在我们与尘世的男女的友谊中，存在着若干超凡绝俗的情感……它们超越我们的尘世生命，为我们预示出天堂的样貌，”不过，梭罗的这种感受，与其说是他实际人际交往状况的反映，不如说是他卓越的作家想象力的产物。他显然不是个太好相处和体贴入微的人。女文化人伊丽莎白·霍尔（Elizabeth Hoar）就这样说过：“我爱梭罗，但却无法喜欢他；挽着他的臂弯时，我很快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挽着一棵榆树。”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力言自己对孤独的渴盼，但是，当他在缅因州的森林里遇到一些真正的隐士时，他又对他们的邋遢感到惊骇。事实上，梭罗只有在感到有独处的需要时，才会想要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并没有想生活在绝对的孤独中。无论跟家人还是超验主义的伙伴，他都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在他日记第一页的第一则（1839年10月22日）里，他这样说：“孤独：为了过孤单的生活，我必须改变现状，也就是说，我必须逃离我自己。但我怎么能指望在一个罗马皇帝的千镜室里获得孤独呢？为此，我正在物色一个阁楼。找到之后，我不会去惊动里面的蜘蛛、不会扫地，也不会把杂七杂八的东西收拾整齐……”1841年3月1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多需要过孤独的生活啊——我们就居住在海岸边，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跟海隔开——人是我最喜欢的伙伴——我的朝圣同伴轻松愉快地跟我一起上路，不过却在第一个路弯的地方离开我——他们没有一个沿着同一条路走得像我那么远。”

1841年3月20日他又写道：“一天里面能有好几段的时间呆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完全忠实地面对自己，真是一大释放。它们可以让一天的其他时间变得活跃起来。”1846年4月18日——当时他已搬到瓦尔登湖畔——他在日记里说：

我从不觉得寂寞，连被孤独感压迫的情形也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我搬到森林之后的几个星期。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在想就宁静与健康的生活而言，与人住得近是否必要。孤独，是一件不快的事。但我同时察觉到，我这心绪里有一种轻微的神志不清之处，因之似乎预见到我神智的恢复。当我的心境在这样波动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自然界中含有甜美的、有益身心的社会关系，就在雨声的滴答中，在那环绕我房子的每个声音、每个景象中，一种无限的、无量的友善遽然像空气一样支持住我。

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对隐士的思考，文学的味道要来得更浓：

我喜欢生活有宽阔的边缘。有时，在夏天清晨，照我的习惯沐浴之后，我坐在阳光明畅的门口，从日出到中午，忘我在沉思之中，在松树与山胡桃和漆树之中，在未经骚扰的孤独和寂静之中。那时鸟在周围鸣唱，或无声地穿屋飞过，一直到太阳从我西边的窗子落进来，或远处公路上篷车发出的辘辘声音，使我察觉到时间的过去。在那些季节，我像夜间的谷类一样生长，它们远比手的任何工作所能完成的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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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的邻居在一英里之外，不论向什么方向看，都看不到房屋，只见到半英里外的小山巅。树木为界的天际之内，都是我自己的地方：湖边遥望可见的铁路，和林边公路的篱笆，是我两边的界线。但大部分时间我像在大草原中一样独处。说它是亚洲、非洲或新英格兰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可以说，我有自已的太阳、月亮与星辰，有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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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却体验到，有时候在自然界的对象中，你可以找到最甜美的、最温柔的、最纯洁的与令人鼓舞的社会关系，即使对最可怜的厌世者和最忧郁的人，都是如此。凡是活在自然界而仍有感觉的人，便不可能那么不可自拔地忧郁。不论何等的风雨，在一个健康而纯洁的人听来，都有如“风奏琴”的音乐……今天那润泽我的豆田并使我留在户内的细雨，对我说来不是阴沉忧郁的，而是对我也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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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与他的同胞分开，并使他感到孤独的，是什么样的空间？我发觉腿的运用并不能把两个人的心灵拉得更近。我们希望住得最近的是什么地方？当然不是有许多人的地方，也不是车站、邮局、酒肆、会议厅、学校、杂货店，也不是人最聚集的比肯山（Beacon Hill）或五点（Five Points），而是长期供应我们生活资源的地方，这是我们在一切经验中所寻找的，就像河边的柳树要把根伸到河边。各人因着情性不同因而也各自情有独衷，但这却是聪明的人要挖他的地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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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独处是有益的。与人相处，即使是最好的人，都是倦人而浪费的。我喜欢独处。我从未发现有比孤独更好的良伴。当我们与人乘船时，大部分都比独处一室更为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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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或工作的人总是孤独的，不论身处何处。孤独不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来衡量的。在剑桥学院“蜂巢”中用功读书的学生的孤独，一点都不比沙漠里的苦行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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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单独的，而魔鬼却不只不是单独的，而且是成群结队的。我并不比草地上的单茎毛蕊花或蒲公英孤独，也不比一片叶子、一棵醡浆草、一只马蝇或蜜蜂孤独。我不比米勒溪或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或四月的雨，或一月的融雪，或新房子里的第一只蜘蛛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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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

隐士因为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反而比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更能洞悉社会交往虚浮的一面：

交往通常都是太廉价了些。我们见面的次数太多，没时间互相为对方取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一天三餐见面，互相给予的是让对方再尝一次“我们”——这块又陈又霉的乳酪。为了让我们的经常见面尚可忍受，为了不致公开宣战，我们同意一套规则，称之为礼仪，或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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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屋里有三把椅子，一把为独处，两把为友情，三把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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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小房间里，我有时候会感到一个不方便，那就是，当我跟客人开始用大话来表达大思想时，我们难有足够的距离。你的思想在能够扬帆、进入港口之前，需要一点空间……当谈话开始转入高贵的层次，我们会慢慢把椅子向后挪，一直碰到墙壁，而平常，往往空间总觉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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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森林里的这段时间，比我有生以来其他时期的访客都多……但因小事来看我的很少。在这方面来说，只因我离镇较远，来访的人就被筛选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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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

梭罗认为，他的人际关系之所以变得淡泊，是因为他对大自然过于专注。他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对友谊的态度太冷的话，我相信我对大自然的态度不会变得一样冷。看来这是一条通则：你不能指望对人和大自然同时具有一样深的通感。那些把你推向人与大自然其中一者的元素，也会同时把你从另一方拉开。”他对大自然的爱毫无疑问是很炽烈的，他的一个朋友说过，梭罗跟一只山雀相处10分钟，会比大多数男人跟克里奥帕特拉④温存一个晚上还要满足。

注④ 克里奥帕特拉：埃及艳后。——中译者注

就像很多热爱大自然但又不得不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梭罗认为，乡村是个很能治疗城市对人的坏影响的所在。“你不可能从社会里找到健康，而只能从大自然里找到。如果你想让你的心灵和精神可以吸纳到健康的话，就非得花上相当多的时间与田野和树林进行交谈不可。”梭罗这种与大自然的神交，始自童年，并终身不辍。他常常会写下以下这一类的话：“如果我一天不能花上最少4小时，在毫无世俗的牵绊下绝对自由自在地徜徉于树林、山峦和田野之间的话，我想我无法保有我的健康和灵性；虽然通常我花在这上面的时间都要比4小时多。”

他试着寻找那些跟大自然保有正确关系的人作为榜样。“只有通过让灵魂与大自然的结合，才能让知性开花结果，孕育出想象力，”为了找寻这一种人，他最先是放眼于美国早期的拓荒者（他们显然要比梭罗的同时代人要更接近大自然），但却落空了：继而，梭罗又把目光转向印第安人，因为他觉得，印第安人说不定可以教导白人关于人与大自然保持和好关系的重要性。小时候，梭罗一度收集过印第安人的古物，并把他对印第安人文化的观察，写满好几个笔记本。住在瓦尔登湖畔期间，他一度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视为是师法印第安人。不过没多久，梭罗就对印第安人失望了，因为他发现，印第安人似乎并不在意灵性上的开拓耕耘。他这样写道：“对野蛮人来说，过简单的生活只会带来懒散和其他随之而来的恶德；但对哲学家来说，过简单的生活却是为了让精神获得最高度的发展。”

《瓦尔登湖》一书中有一些段落到了对大自然观察入微的程度，可直追怀特（Gilbert White）的作品。梭罗记录了瓦尔登湖四周的动植物的外表与特征，以及他们所带给他的欢乐。他反复重申，有这些动植物为伴，他一点也不觉得孤独。

尽管梭罗对大自然的讴歌有时几近于滥情，但另一些时候，他却又是一个锐利而不受温情主义所蒙蔽的观察者。在一封信中，他这样说：“16天以前，我在迈尔斯的农庄里看到有两只大约两周岁大的小旱獭被人从地里挖了出来。有一条狗在帮忙挖。洞里一共有4只小旱獭。母旱獭轮流把小旱獭往洞外推，以保护自己。有一只小旱獭当场就被狗杀死了。”又有一次，他看到一死乌龟四脚朝天地躺着，而一只鸟则用长尖的喙在啄乌龟的内脏：“这就是大自然——它让一种生物嗜食另一种生物的内脏，视之为美味小菜！”

小时候的梭罗很热衷于打猎，而他在瓦尔登湖畔过隐居生活之初，也曾一度在森林里打猎为食：

有一两次，我像一只半饥饿的猎狗一样，带着一种奇异的放纵，在森林里到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肉类可吞。我并不觉得自己过于野蛮……我发现我里面像大部分人一样，具有两种本能，一种是走向更高的、灵性的本能，另一种是走向原始、野蛮的本能。我对这两种本能都同感尊敬。我对野性的爱，一点都不少于对善良的爱。

不过，随着他与大自然生活得愈来愈亲近，他内在的野性本能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驯化：

最近几年，我一再发现，我不可能不随着每次钓鱼而失去一些对自己的尊敬。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像许多人一样，有钓鱼的技巧、有这方面的本能，而这本能会时时活跃起来。但现在我每次钓过鱼，都会觉得不钓更好。我认为我这种感觉应该是有道理的。它是一种模糊的通知，但最早的曙光何尝不是模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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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周围没有未探的森林和草地，我们的生活就会呆滞。我们需要原野的激励——有时侯跋涉于鹭鷥和草鸡藏身的沼泽，听鹅的叫声，闻莎草的气息，而在那里面，只有更为野性、更为孤独的禽类结巢，貂类则肚子贴地潜行。我们一方面渴望探测和认识一切事物，一方面却要求一切事物都是神秘而未经探测的。陆地与海洋是无限荒蛮的、未经测知的，因为不可测知。自然之于我们，再多也不会让我们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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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哲学

就像他的良师益友爱默生一样，梭罗并不是个思想始终一贯的哲学家。他不信任体系，而信任直觉。他反对一切以改善人类处境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因为他相信，一切的改善只能发自个人本身，而不可能是外加的。一个人唯一能帮得上别人忙的，是找到自己自我实现的途径，再鼓励别人仿效。任何团体，不管它的立意有多好，最后都会有扭曲其成员人格之虞。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开宗明义指出，他这本书，不是为每一个人而写，特别不是为那些个性坚强而勇敢、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人而写，而是为大多数“过着相当绝望的生活”的人而发。

我心里还想到另一些人，他们看起来好像富富裕裕，但比任何阶级更贫穷：他们积存了许多东西，却不知道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摆脱，因而是用他们自已的金银给自己铸了脚镣手铐。

他同时强调，他不是想要游说每个人仿效他的榜样：

我并不想叫任何人采纳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还没真正搞清楚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以前，我有可能又变了，又给自己找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再说，我希望这个世界有多少不同的人就有多少不同的生活方式，希望每个人都能小心地发现并遵循属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照抄他父亲、母亲或邻居的。

到底梭罗在多大程度上可被归类为一名超验主义者，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就他相信知识是不能被感官所穷尽、相信最终极的知识是超出感官之外的这一点，他终身都可以被称为超验主义者。例如他说过：“让我服从的不是听觉的邀请，而是感觉的邀请。”又说过，“我的直观可以作出一些我的知性无法作出而我的感官也不会报告的区分。”直到1850年为止，他的日记里都充满超验主义者的论调。《瓦尔登湖》中的“更高的律则”一章，可说是这种信念最明确的宣言。然而，随着年纪愈长，梭罗超越他感官经验的次数就愈少。他感觉到这种转变，而且为之暗然。在1850年代，他这样写道：“我恐怕，我的知识的性格，正逐年逐年变得有分析性和科学性……我看到的是细部，而不是整体或整体的影子。我把这些细部加在一起，然后就说：‘我懂了。’”

虽然他的日记里包含的经验观察愈来愈多，超验的体验愈来愈少，梭罗却从未完全放弃超验主义的原则。一则他写于1856年的日记如此表示：“只有追随你内在的一种更高的光的指示，你才能逃出自己和……行进于一些全新的路径上。”又说，“在所有重大的危机中，一个人唯一可以求教的只有自己的直觉。”

有别于他在认识论上的不一贯，梭罗的生活哲学前后显得相当一致：美好生活只能来自清贫和禁欲。他认为，人类幸福的所有真正障碍，全来自对非必要的物质的依赖：太多的食物、太多的钱、华丽的衣服或房子。“如果一个人把全部时间消耗在一些只是可以让他富有的事情上，那我想，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失败的。”

虽然梭罗强烈主张，一个人应该按照自己内心的指引过生活，而不要征求别人的意见：不过，他受惠于别人的见解，却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他有关直观是所有道德的基础的主张就是一例：

任何人都有能力知道，自己所在做的，是不是一件对的事，而这一点，是全世界的智慧加起来都无法告诉他的。如果在道路上有所犹豫，就尽管停下来吧。他应该尊敬他的怀疑，因为怀疑也是有若干真理在里面的。自信不够并不可悲，自忠不够才值得悲哀。能够忠于自己，自信就会随之而得。

另一个例子是他认为非刻意或非自觉的善才可称之为真正的善的主张：

我要的是人的花与果，要他发出的香飘向我，要我们之间的交谈有一种成熟的美味。他的善一定不可以只是片面的和转瞬即逝的，而必须要是恒久的盈溢；这不花费他什么努力，而且是在他不知不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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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是我醒来的时刻，那时我的内在有了黎明……醒着，就是活着。我从没有看过一个够清醒的人……人，毫无疑问有能力用他有意识的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点，是一切事物中最有鼓舞作用的。能够画一幅画、雕一尊像，或做些美丽的东西，这些都是成就；但如能把我们周围的气氛、我们透视事物时借助的介质加以描绘和雕刻，则是更光彩夺目的成就；而在精神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把一天的品质加以改变，乃是至高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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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确定，我从没有在报纸上看过什么让人记得住的新闻。如果我们看到某某人遇抢或被杀或死于意外，看到某栋房子失火了或某条船沉了。一条新闻已经够了。大凡已经掌握了基本原则的人，又何劳去为成千上万的例子和实际运用去操心呢？对哲学家而言，所有的新闻都是扯谈；而编辑它们和读它们的人，都是三姑六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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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匆不忙而又明智的话，就会看出，只有伟大和有价值的事物，是能够永久而绝对地存在着的，而卑微的恐惧与卑微的享乐，不过是真切事物的阴影。这个事实是令人兴奋和庄严的。人由于闭上眼睛、昏睡、自愿受表象所骗，才会处处建立僵化的日常生活与习惯，而这些东西的基础纯粹是虚幻不实的……人们把看似是的东西视同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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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自己就君临在当下，任何时代的任何时间都不会比当下更为神圣，而我们只要不断地浸润于周围的真实，就能领会一切的庄严与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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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实验中，我至少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人有信心地向着他梦想的方向前进，努力去过他所憧憬的生活，他就会在本不特殊的时辰得到出乎意料的成功。他会把某些东西丢在背后，会超越不可见的界限：在他周围、在他内里，会有新的、有普遍意义的与更为自由的法则开始建立起来；或者，他会把旧有的法则扩充，以更为自由的精神加以解释，令他人受惠，并以更高的秩序所颁予之许可而生活。一个人只要能成比例地简化他的生活，那宇宙的律则对他来说就不再会是那么的错综复杂，而孤独也不再成其为孤独，贫穷不再成其为贫穷，软弱不再成其为软弱。如果你在空中建筑城堡，你的工作不会白费。那本来就是它该建的地方，现在只要把基础垫在它下面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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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会不依他同伴的步伐前进，那有可能是因为他听到了另一种鼓声。按着音乐声传来的方向迈步吧，不管它是多么微弱和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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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据说，有一位上年纪的女士每年春天都会到睡谷墓园（Sleepy Hollow Cemetery）去朝圣。每次，她在爱默生和霍桑的坟前献过花之后，就会转过身，对着梭罗的墓碑握拳咆哮说：“没你的份，你这个无神论的混帐东西。”尽管有这样一个故事，但长久以来，认为梭罗拥有过人的灵性天分的，却大有人在。而梭罗本人，看来也不会否认他生命中的某个面向——可以被称为灵性的面向。

梭罗所受的正规教育并没有为他提供灵性的养分。在哈佛大学，他的神学教授韦尔（Henry Ware）是个很有实用气质的人。韦尔所使用的两本教科书，一本是佩利（Paley）的《证据》（Evidences），一本是布尔特（Bulter）的《类比》（Analogy）。两本书都谈到人生道路的问题和强调人必须拿出勇气、克服人生免不了会遇到的各种逆境。它们对待宗教的态度都相当知性，这对像梭罗这样一个重直观而急躁的年轻人来说，自是难望磨擦得出火花来的。不过，这两本书的作者却有着一个相通的观念，是日后的梭罗会乐于接受的，那就是：人类生命中的自然、道德和灵性元素，是互相环扣的。随着年纪愈长，校罗对有组织性的宗教和它们的传道者就愈感到厌恶。

有一次，有人请梭罗到一家公理会教堂的地下室演说，他表示，他“自信他的演说将有助于动摇教堂的地基”。他鄙夷建制化的基督教会的沾沾自喜：“教会！它是个以胆小闻名的机构，而它的头头和支柱，则是这个团体中最怯弱的懦夫。”他说他宁愿“牧师能变得稍具危险性一点”。

他常常批判基督教对他的同时代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又认为基督教的教义就像一阵“狂风”，会窒息年轻人的心灵的充分发展。他的宗教兴趣深受爱默生的陶冶，而后者对东方的神秘主义有着很强烈的兴趣。早在1830年代，爱默生的日记里就引用到印度宗教典籍的文字，而他1838年在哈佛大学所发表的那场有名的演说，也表明他自已相信人类的灵魂里——类似印度教所说的阿特曼（Atman）一样——存在着神圣的成分（这是爱默生首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教会有距离）。梭罗从爱默生的图书馆里读到了印度、中国和波斯的经典，而他的日记见证了他对摩奴（Manu）、孔子、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和其他东方伟大宗教导师的高度推崇：“阿拉伯、波斯、印度，这些都是沉思生活的原乡。如果说希腊人、罗马人与犹太人是历史里的主角，那印度人何尝不是。他们可能有助于让东方不致于向着巴勒斯坦一面倒。”

梭罗很喜欢亚历山大大帝与天衣教徒接触的故事：“这个相遇，对于急躁的马其顿人而言，未尝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梭罗有过把所有宗教的优点集中在一起、建立一个普世宗教的想法。他这样写道：“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教派，就像所有的国家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我喜欢梵天（Brahma）、喜欢黑天（Hari）、喜欢佛陀、喜欢大灵（Great Spirit），也喜欢上帝。”他曾建议爱默生把所有亚洲宗教的经典编成一本“联合圣经”：“这样，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希伯来人就可以带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他曾经为《康考德周报》（Week on the Concord）写过一篇对《薄伽梵歌》的热情礼赞，而他选择到瓦尔登湖去隐居的决定，他自认为部分是受到印度哲学的激发。住在瓦尔登湖畔的时候，他常常会坐在门边，从破晓一直征征出神地坐到中午。这种静坐，似乎是带有神秘主义的沉思性质的。

另外，看来他对瑜珈也有若干的知识，因为在一封写给朋友布雷克（Harrison Blake）的信中，他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和偶一为之的层次上，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个瑜珈行者。”有一次，一个来自英国的慕名拜访者送给梭罗一份大礼：一套48卷的印度教经典。不过，这份礼物，与其说是唤起他对东方宗教的兴趣，不如说是满足了他的兴趣。梭罗一直把“光来自东方”奉为座右铭，而接下来，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位绽放着东方之光的圣者。

本文摘录自《隐士：透视孤独》 作者：（美）法朗士（Peter France）翻译：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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